摘要：“产能过剩”是一个在不同行业周期时时存在的问题。正因如此股票配资盘，大可以抱一颗平常心。如果因此视之为洪水猛兽，乃至认为产业崩盘在即，则未免过于极端了。这是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所要遭遇的“成长的烦恼”。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当前，部分舆论对于中国经济健康运行和产业升级抱有若干担忧，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两类，分别形成了对国外贸易壁垒升级，和对国内“产能过剩”的焦虑。尤其是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提出“中国经济规模太大了，以至于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吸收这一巨大产能”之后，“产能过剩”论愈发甚嚣尘上，已远超学术和经济探讨的范畴，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升级贸易战的工具，更引发了对贸易壁垒和产能过剩互相强化的担忧。
对此，笔者的观点一直是“问题应当重视，焦虑大可不必”。通过前面的专栏文章，已经对“关税焦虑症”、“壁垒焦虑症”作了针对性解读。本文将针对“过剩焦虑症”展开论证。
一、何谓“产能过剩”？如何衡量“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通常是指行业现有的生产能力相对需求和合理产量水平过高，造成供过于求的局面。通常讨论的产能过剩主要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为对象1。所以，产能过剩也可以理解为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能力超出社会需求及其所能承受的合理产量规模。
根据我国历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注释定义，企业的生产能力是指“在报告期内，在劳动力、原材料、燃料、运输等保证供给的情况下，生产设备（机械）保持正常运行，企业可能实现的、并能长期维持的产品产出”。
而美联储则以“可持续最大产出（sustainable maximum output）”来测算本国的产能指数，即工厂在实际的工作计划内可以维持的最大产出水平，同时考虑正常停工和检修时间并假设有足够的生产要素来维持现有设备的运作。
总体上看，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于产能的界定较为接近，都强调了企业在保持生产设施正常运行情况下、可持续的最大产出，并以此为基础比较供求关系，判断过剩与否。两国学界对引发产能过剩的原因，在大方向上也基本相同，包括了重复建设、过度投资、过度竞争、内外市场需求疲弱等等。
衡量“产能过剩”的指标较多，包括产量、在建规模、技术含量等等，最为流行的则是“产能利用率”，即实际产出与生产能力的比率。生产能力的定义见上文，实际产出则按企业报告期内的工业总产值来确定。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高于85%可视为产能不足，低于75%则是严重过剩。
但近年来的经济实证显示，各国几十年来的产能利用率整体处于下行态势，因此衡量生产过剩的量化指标也在不断下调。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研究就显示了这种下滑状态，以美国为例，上世纪70年代，产能利用率低于83%就是过剩；到八九十年代，降低到81%；本世纪初进一步下调到78%。发达国家的产能利用率波动还高于发展中国家2。
本图只显示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德国统计数据自90年代统一开始，中国更是只有十来年，不如上述国家这样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比较。各国近十年来的产能利用率会在下文做进一步对比。 图表来源：Trading Economics
二、中国当前是否存在“产能过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短缺经济开始迅速出现了波动式的产能过剩，先后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服装纺织行业、90年代前期的家电等日用品行业，90年代后期直到21世纪初的煤炭、钢铁、发电等行业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现象。近十年来，围绕诸如光伏组件、成熟芯片、锂电池原料等部分新能源领域和电解铝、水泥、乙烯、燃油汽车等传统行业的供求失衡，也时有发生。
与国外相比，转型期中国的供需波动的成因更为复杂，既有企业自身出于短期经济利益的盲目投资，也有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要的群起而上，部分研究往往将责任一味归咎于行政干预，其实是有失公允的。
多项研究数据显示，在地方政府干预较少的行业中，供需失衡的问题反而更为突出。这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时空错配，与宏观调控专业能力有待提升所共同导致的。只能说明专业的宏观调控有利于市场要素供需的平衡，而对市场规律的把握有利于宏观调控专业度的提升，二者不可偏废。
在整治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上，顶层设计领导的各级调控就一直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早在2013年，国务院就曾下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指出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并将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作为化解重点。
笔者当年在业务一线也亲历了这波化解，甚至直到今天，当年的合作客户里还有受此深远影响，乃至改变了自己发展轨迹的。虽然其中也存在一些执行扩大化的情况，但从整体影响来看，还是对供需关系的调整、资源配置的平衡、生产效率的提升产生了有利的影响，这些积极作用也体现在了产能利用率上。
图1 2014年以来国内工业产能利用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在经历了调整期的磨合之后，从2016年开始，我国的产能利用率迅速提升，到2017年达到77%，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记录，此后基本在此范围内上下浮动，疫情中虽有下滑，但在2021年又攀升至77.5%，达到十年来的最高峰，显示出低端、无效供给减少、行业加速出清后的市场优化。后续几年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影响，产能利用率又从高点回落，但依然还高于2015、2016年调控期的水平。
近年来产能利用率的下滑也引发了社会关注，部分观点以此为依据，认为“产能过剩”又有加剧之势，对此笔者认为也需要结合环境、历史和行业特点，全面辩证地看待该问题。
首先，从全球经济的大环境来看，疫情以后出现的这波产能利用率下滑，绝不仅仅只是我国的特有现象，各主要工业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见下表）。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在产业升级、投资加速、疫情侵袭和全球保护主义回潮，尤其是西方国家煽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产能利用率还能整体保持平稳，甚至收窄了与美国、德国等传统工业强国的差距，更是来之不易。所以这也是笔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所在，是要正视问题，但也不必过于焦虑。
图2 2014年以来若干国家产能利用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Trading Economics。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其次，从行业来看，一些新兴产业在试错概率较高的情况下，产能利用率很可能会保持在较低水平，不能以此简单衡量产能是否过剩，更不用说去衡量行业发展前景了。
就以光伏行业为例，2013年3和如今的产能利用率，估算都在50%-60%的水平4，如果按上文标准，早就是深度过剩产业。10年前，遭遇投资过热与西方的双反调查，国内近90%硅料企业停工停产，数百家光伏企业破产倒闭，场面不可谓不恐怖，当年甚至有论调认为“国产光伏行业已死”。
可是十年后回看，装机量在十年的“过剩”炒作中已然暴涨十倍，出现了“年年报道产能过剩，年年都是全球最强5”的幽默场面。其实这背后反映的远不仅仅只是行业在低端路线上的无序扩张，不同技术路线的试错、为实现规模化生产的爬坡跑量、下游市场接受新技术的滞后，都有可能会导致产能利用率偏低的情况。
而随着上述现象的改善，产能供求也会实现平衡，甚至会在相对较低的产能利用率上实现行业的发展，这才是值得探究的“市场的力量”。
图3 十余年来光伏行业舆论选取
记得当年私下里笔者曾和朋友打趣：“年年都是‘过剩药丸’，好似年年都是‘崩溃元年’。”光伏行业确实是认识国内高新制造的一个窗口，是在经历过最为深重的内忧外患轮番打击下，还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永攀技术高峰、破茧而出的一张“名片”。看懂中国光伏，才能看懂中国的韧性，也会对中国制造、中国产业、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拿出只能追溯过往经济状况的量化指标，来判断产能过剩与否的局限性，不仅反映在新兴行业，甚至连传统行业也测不准。
在2013年国务院化解产能过剩的通知下发后，学界对此曾有测算，结果显示调控的主要行业在1998-2007年间的平均利用率为64.4%，而低于这一产能经济利用率水平的四位码行业（国民经济行业四大分类中的小类）共有89个，主要集中在食品、白酒、纺织、化学纤维、家用电器、摩托汽车等相关行业。这89个行业的平均产能经济利用率为42.8%6，甚至远低于上文所举的光伏行业。
可就在过去十年，我们都能看到这些产业有不同程度地发展，经济基本面和行业龙头企业即使遭遇阶段性的供过于求，也冲击有限，最后这些事关日常生活的行业，既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同样在进步；也没有引发社会广泛焦虑，消费者获得的商品还日益丰富。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正如笔者在《阵痛与希望：中国经济的“破茧”时刻》开篇所指出的那样，量化数据本身反映的也只是既有的现象、存量的状态，而未来的变量很可能会打破这些现象和状态。
以产能利用率为例，它只能反映在既有条件下、当下节点的产出与产能比，无法呈现不同周期、不同行业特点、不同企业组织控制力对产出产能的影响，无法去预测技术迭代和市场拓展，它无法揭示多元路线试错下“剩者为王”时行业已经取得的飞速进步，更无法判断和预测技术变革、市场扩张、受众偏好转变所汇聚起来的规模效应；它只能反映阶段性的供求关系，却无法分析构成自己的分子分母背后哪些经济要素是如何运行的，更不用说去预测运行的结果了。
不同行业、不同细分领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衡量标准，和构成这些衡量标准的组成要素，都可能会出现变化，不宜简单套用同一个标准。这是我们在看待“产能过剩”分析时，需要格外关注的一点：究竟是现实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衡量现实的尺度不够全面。
三、“出口强劲表明中国产能过剩”所言在理吗？
近年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外贸增长较快，而国内投资、消费提升相对缓慢，因此外贸成了动能火车头，如果我们的产品无法实现出口将迅速过剩。
这种说法同样有待商榷：一方面，定义上过于粗暴，只要生产超过国内需求的产品就是过剩，那全世界没有一个开放国家不面临产能过剩了，包括但不限于法国的红酒香水、中东的石油、意大利的皮包、澳大利亚的矿石……这种分析逻辑无疑是非常荒唐的。
正如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主任金贤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的那样，出口多了就是产能过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还反问道：“中国每年大量进口芯片、飞机、大豆、原油等商品，那么这些商品的出口国难道都产能过剩了吗？”7这种话术本身就再一次体现了某些国家保护主义逻辑和政策的虚伪与虚弱。
另一方面，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整体仍处于下滑态势，加入世贸以来，外贸依存度一度接近65%，如今长期在35%以内徘徊，疫情前最低时不到32%。
在疫情中，即使出口总额暴涨，大多数国家对华出口依赖度显著上升，外加防疫对国内生产的扰动，外贸依存度有所回升，但峰值依然在35%以内，仅较最低点上浮了三个百分点，且随即又开始滑落。
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国内消费和投资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图4 2014年以来国内贸易依存度变动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细分行业的出口依赖度同样呈现出这个现象，以出口交货值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计算，绝大部分行业没有超过20%，即使按10%为界限来界定出口依赖行业，除计算机、通信等电子设备以外，其他高端制造也都在15%左右甚至更低水平8。结合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技术突破、营销提升和配套完善，外贸潜力依然巨大。
图5 2023年国内细分行业出口依赖度 被低估的产能周期扩张，2024-4。图表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就以近来在外贸行业关注度颇高的汽车制造为例，不仅外贸依存度仅有4.3%，远低于表中所列的大多数行业，出口占比也仅为17.3%，其中新能源汽车为18.2%。
目前，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市场前景依然广阔，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从2022年的近3000万辆增长到2.4亿辆，年均增长率约30%，而2030年销量可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倍多9。
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949.5万辆，较上年增长37.9%。即使这样，产能利用率依然高达 80%，部分车企的新能源产线甚至超负荷运转，比亚迪达到85%，特斯拉更是超过90，非但不是“产能过剩”，反而还有紧缺之嫌。整体的内外销结构正如发改委介绍的“以自销为主，出口占比不高。”11
正如笔者在《“中国制造正四面楚歌”？大可不必陷入“关税焦虑症” 》所列举的那样，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海外售价高于国内售价，与“过剩”、“倾销”等概念完全不沾边。更有甚者，还有大量出口来自在华投资设厂的外资企业，以出口至欧盟的汽车份额为例，特斯拉、宝马、雷诺在华生产的占到了近2/312。
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外贸领域之所以能够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高的大背景下，取得外贸份额不断扩大、依赖程度却有所减小的奇特局面，是“中国模式”制度领先、道路领先的生动写照。我们通过完备的产业格局、强大的链条配套、高效的基建物流释放出巨大的规模效应，比发达国家更便宜、比发展中国家更完善，最终达成了价廉物美，在畅销全球的同时，本国市场的消纳率还反超了前者。
美国《纽约时报》近期有一篇由其北京分社社长亲自撰写的报道颇为有趣，它在承认上述观点后，得出两条结论：一是中国“连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也在飙升，在这个领域，中国曾一度被认为会输给低工资国家”；二是“中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预防措施可能使其出口很难被阻止”。13
在广交会上，海外采购商体验新能源汽车。视觉中国
综上，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无论是从内需还是外贸，无论是新兴产业和传统行业，“中国制造”都在重重考验中越发茁壮，产销能力和供需关系整体上在不断优化。
没错，特定领域的失衡确实存在，产能利用率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是“产能过剩”确实是一个在不同行业周期时时存在的问题。正因如此，大可以抱一颗平常心。如果因此视之为洪水猛兽，乃至认为产业崩盘在即，则未免过于极端了。
四、如何看待“产能过剩”问题？如何多管齐下协调市场供需平衡？
首先，无需罹患“过剩综合症”。站在宏观的高度来看古今中外的经济运行，一定程度上的供过于求乃至过剩，都是市场的“调和剂”，能够烘托比较、示范与竞争，促进了经济和行业中的优胜劣汰，反而是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
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我们有着门类最为齐全的产业体系，有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工业化人口的巨大市场，其中的竞争会更为激烈，一定程度上的“供过于求”恰恰是经济体量为市场培育留出的“冗余”。
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部分行业在当前阶段的“产能过剩”，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都处在从粗放式到集约式的升级之旅中，门槛低、易复制、短期获利高的行业，很容易引发一窝蜂的“群聚效应”，从传统行业到新能源中技术含量偏低的部分组装、零部件行业，类似事件屡见不鲜。
即使是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依然会面临如上文所说的路线之争与产业试错。某些分析把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的“过剩”说得一团漆黑，其实反而是这些产业，出现短期结构性过剩难以避免。一旦技术路线被证伪，或是市场接受度无法调动，也会造成大量库存积压，更不用说还面临着来自全球的激烈竞争。这些现象本质上正是一个后发国家在赶超道路上，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
从各行各业的宏观全局来看，经济运行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充满着看似“无心插柳”、实则产业互联日益加深后的“绿树成荫”。
不管是美国十九世纪的铁路投资泡沫，还是中国在近些年的超前基建，都为之后的内循环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不管是美国在世纪之交通信业泡沫造成的光纤过剩，对后来互联网繁荣的促进，还是中国当前在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化方向的持续探索，对各行各业的挖掘、赋能与整合。我们既然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该对这种“探索型过剩”抱有更为开放的态度，既是相信探索，也是相信市场。
从前瞻的角度来看，供大于求往往也蕴藏着转危为机的条件。当供应的产品及其品质、技术、生产和营销高度同质化时，能够在任何领域取得突破，也就意味着新商机、新扩展、新投资的到来。
以“新三样”为例，各家光伏企业都在孜孜以求用料通用性强、口径大、切片薄、转换效率高的新型产品。锂电池行业号称产能过剩，却仍在原料提取、转化效率、使用寿命、生产成本等方面不断涌现出新成果，提高甚至兼顾经济、安全和长效。新能源汽车更是作为新的智能化载体，在能源利用、材料科学、电子通信、人工智能灯方向有着广阔的创新前景。
上述列举的任何一项的突破，又将是新一轮的滚滚商机。更何况这还仅仅只是技术，还有更为广阔的生产、营商、物流和配套服务领域的机会，看似“过剩”的背后，最不会过剩的就是机遇。
因此，所谓的“产能过剩”并非咬断脖子、打断脊梁的洪水猛兽，而是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所要遭遇的“成长的烦恼”。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中依然有着大量的提升改造空间。也正因此，不必过于焦虑，必须重视问题，这二者完全可以辩证兼容地成为我们的基本态度，并由此提出我们的方法论。
客观看待上述现象，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经济规律，清醒认识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和盲目性。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可能会在短期利益驱动下去贸然扩张投资，这非但不是批判宏观调控的理由，反而是要完善顶层设计、产业规划、区域协调，实现更高水平的宏观调控，在市场规律的认知与实践中，去提升政府自身的宏观调控水平。
宏观调控的基础在于合理的制度机制，近期我们围绕着产业升级、绿色节能、以旧换新、开启了又一批产业提升与设备更换，表现出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笔者认为，在这些措施开展的同时，也需要继续完善合理的制度供给，推动地方政府形成正确的产业观、周期观和政绩观。在政企平等、政企联动基础上推动产政研学相结合，让地方能够全面把握对经济运行不同产业与地方比较优势的科学分析，去合理规划所在地的主导产业，兼顾三产平衡、劳技平衡；能够正确认识和研判行业周期与拐点，全面分析、理性决策、前瞻布局；能够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实时动态地调整政策考核指标，尤其是强化产销绩效和收益获得感，从而破除残留的“唯GDP论”、“唯投资论”对地方治理的误区。
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基础上，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许多情境下，很多“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需求不足，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信心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巩固和提升市场投资与消费的水平。也要善于合理利用需求，打通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的技术和制度壁垒，不断激发产业提升所带来的新需求、新动能。
通过产业、财税、人口等相关政策的考核与调整，促使地方政府提高对服务、消费、福利等方面的重视。通过对产业、技术、营商模式的提升，继续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背靠统一大市场深化对外开放，以更为优质的品质与服务推动跨国跨区域合作，完善内外双循环。
总之，中国现阶段的供求关系再调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化、信息化国家，在赶超阶段的一场新的自我革命，这不仅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也是让自己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能够彼此适配的奔跑。
以经济规律为主轴，以供需平衡为导向，存在大量来自市场、产业、制度与人民群众切身关切的议题，而在处理这些课题时能够为经济发展与供求平衡充注更为旺盛的动力。信心不会过剩、改革不会过剩，中国经济最终一定能够克服阶段性的失衡，并为未来前行铺筑更为坚实的道路。
10.鲍韶山股票配资盘，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恰恰是不够，https://www.guancha.cn/WarwickPowell/2024_03_22_729227_s.shtml，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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